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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人物】叶澜:教育要先读懂“人”

2016-08-09 09:53:06am

【人物】叶澜:教育要先读懂“人”

原创 2016-06-06 庞庆举 人民教育

 

 

民小编

“一枝一叶总关教育改革情,一波一澜心系生命实践路”,教育学界著名的学者叶澜教授,走出了一条理论与实践相互滋养、交互生成的教育学研究道路,很好地体现了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的中国原创性。

 

那么,愿为教育学人的她,又是如何在实践中去丰富和美丽生命的?跟小编一起走近叶澜教授。

 

 

文/庞庆举

 

从教50余年,叶澜的自我定位是“一位甘心以教育学为志业的学人”。

 

“我为什么愿意做教育学人?”叶澜说,“因为教育的丰富复杂,需要以研究者个体生命的全部丰富性去体悟、理解和表达,做教育学研究令人永远有学习的冲动。教育学人的生命会因此越发丰富、美丽和幸福。 

 

“教育学要发展,必须把教育学中的‘人’找回来”

1958年,叶澜怀着“培养老师”的憧憬,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。1962年毕业留校任教。从此,叶澜走上了教育学研究的轨道。当时,教育学属于“综合/复杂”学科,相对晚熟,在学科之林中处于弱势地位,要“以教育学为志业”,注定充满挑战,任重道远。

 

1980年,叶澜远赴南斯拉夫访学。中外对比下,叶澜意识到当时的中国教育学中缺了“人”。本是围绕“人的成长”开展的教育学研究,却偏偏看不到“人”,这是多么大的失误啊!没有“人”的教育学是机械的,若以此指导教育实践则是可怕的。她认定,教育学要发展,必须把教育学中的“人”找回来。

 

为了全身心地投入研究,叶澜主动辞去了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的职务。2006年8月的那次总理座谈中,她说:我是“教育学”教授。对教育学研究的热情和心甘情愿,几十年不减分毫。

 

为了找到更多围绕“人”的研究启发,她走进学校,然而,越是寻找,越是失望:在学校教育中,她看到了教材,看到了刚性的管理,却丝毫看不到“人”。越是缺乏,就越是坚定了她完善教育学研究、改进教育实践的决心。

 

从此,教育学研究和教育实践中共同的漏洞,成为叶澜走进教育深处的门。尔后,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和“新基础教育”成为叶澜志业的“天”“地”双螺旋。

“只有研究透学生,把握住学生的成长状态,才能做‘人师’”

为了读懂学校、校长和老师,叶老师坚持每学期进学校,进学校必进课堂,与校长、教师深入接触和交流。她最喜欢坐在门口第一排,与黑板和学生呈45°角,师生交互的全景悉收眼底。她说,这能让她有根据地做出判断,给出切中肯綮的建议。课后必研讨;若时间允许,研讨后还和学校领导、教师开座谈会。

 

 

在每一个“新基础教育”现场研讨会上,如果叶老师在场,她一定是记录最投入、对话最切中要害的人。她笔记本上的记录工整而又繁密,各种特殊符号、旁注、圈联、归纳,不同色笔的标识,活像“鬼画符”。

 

研讨的内容多针对现实问题,大量时间是在诊断哪里有问题,怎样可以更好(“新基础人”称之为“捉虫”和“喔效应”),如何“二度”反思—重建,“发现问题就是发现发展空间”是“新基础教育”的教研文化。

 

这种文化的形成非朝夕之事,它是在叶老师的表率、引领下,以“相约星期二”合作研究制度、“长程策划与阶段推进”等研究策略为保障,在大学专业人员“深度介入”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日常研究性变革实践中,逐渐养成的新行为习惯。

 

有一次在外地研讨,叶老师听到一节九年级语文课《唐雎不辱使命》,其中一个环节是通过诵读、表演等体会唐雎和秦王的人物性格。现场,学生出现了各种读法和表演风格。评课时,大家主要围绕如何借助文本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研讨。

 

叶老师评课时首先肯定了这样的研讨很好,关注到用语文的因素提升对人物内在精神的理解。接着,她话头一转:

 

“这让我想到,教师要善于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研究学生。研究学生不是说要通过问卷、座谈,学生其实在课堂上在不断向教师呈现自我。孩子对于唐雎和秦王对话的理解,说明他们善于体会、摸透了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,唐雎说‘未尝闻’天子之怒,不是不知天子之怒,而是虽然知道,但是含蓄,让秦王的张狂进一步表现出来,这是弱国使者与强国国君对话的智慧和策略。初中生容易叛逆,是个让教育头痛的难题,但孩子对文中人物的理解、揣摩,说明孩子能够且善于体会他人,这对教育研究、实践和青少年成长来说是很有价值的。”   

 

“现在,大多数老师研究学科内容的意识远远强于研究学生的意识,但是恰恰只有研究透学生,把握住学生的成长状态,才能做‘人师’,才能真正对儿童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。让我们一起学做人师,学着在课堂里、在日常生活中,观察、研究学生现有的问题和可能达到的高度,从现有的问题走出,让更多的学生从现有的高度走向可能达到的高度。我们在这方面再下工夫,研究教材、研究学生、研究课堂,再来设计,这样不可能有倦怠!教育世界如此丰富!充满了需要思考、创造的事情,我们哪里有空倦怠?!只有无所事事、不做研究,才会倦怠。

 

这样的打开式、提升式评课,不仅没有脱离具体文本、真实教学,而且贴近学生的成长需要和成长阶段的关键期,贴近教师的生存方式,对教师反思、重建,对学生发展,对课堂本身的生命成长,都有启迪价值。这种形式的研讨会很受教师的欢迎,每逢研讨,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往前坐。

 

叶老师不仅在研讨现场善于倾听、捕捉、互动、提升,而且在研讨之前的“备课”和研讨之后的“课后作业”上都下大工夫。每次研讨前,她都会仔细阅读手头收到的材料,哪怕只是一张安排表或目录,从中读出安排背后的思路、策略和人员的分布与成长。

 

同时,叶老师要求自己:凡是要求学校提交的材料,无论多忙,都要抽空提前阅读、梳理,从中诊断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,发现新的创造、阶段问题与发展空间。叶老师说,有了“行与知”“事与人”“创造与问题”交互解读的“深度备课”,现场努力倾听、捕捉、判断、提炼,相互之间才能进行既读懂又促进的重建式对话,促进合作者更加清晰“自我”的发展状态与可能,在原有基础上更上一层楼。

 

 

事实上,许多访谈者也谈到:之所以能在合作共生中创造教育新天地,是基于日常持续的“深度”介入,基于日常积淀的相互“读懂”。

 

研讨之后,凡是对方提交的材料,叶老师依然要及时梳理,及时反馈;没有“课后作业”时,叶老师则在头脑中对研讨现场进行“回放”“重播”。把学校发展揣在心里,殚精竭虑,反复思量,这背后是怎样的热爱和甘心!

 

2014年,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《深度访谈:读懂创造教育新天地的人们——叶澜与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合作校部分校长访谈录》,书中叶老师为所有“生命·实践”教育学合作校校长,逐一“画像”。既有访谈前拿到基本情况表的“素描”,也有访谈现场即时的“速写”,还有访谈后的“工笔写意”。校长、老师们的形象,从执行者,变成了实践创造者;从方法的操作工,变成有信念的教育者。

“我的身边都是好人,我经常遇到好人!”

其志即其行,其业即其人。对生命的尊重、热爱和“读懂”,与生命间的“互动生成”,不仅是叶老师的研究常态,也是她待人接物的习惯作风。

 

有一次外出作报告,叶老师在进报告厅前上楼时不慎摔伤,无法站立。邀请方劝她暂停报告,先去医院。但叶老师听说报告厅已坐满,过道也站得水泄不通,有的听众为了听这场报告还提前4小时就来占座,她不能辜负听众。叶老师当时已无法站立,在涂抹药膏、作简易包扎处理后,我们抬她到讲台,一路上她不停地对我们说“谢谢”。说谢谢的时候,她望着我们每一个人。是的,她的眼里看到的是每一个具体、丰富的人。

 

她坚持作完了近两小时的报告。邀请方说:“她完全可以只讲一半啊!” 

 

叶老师住院期间,请了一位中年女护工,跟叶老师交流后,护工说,“我们配合很默契”“我好久没有听到这样暖心的话了”。 

 

叶老师不仅说暖心的话,还从护工的故事里读到了淳朴、勤劳等与土地相连的精神气息,反思城里人的精神缺氧,思考民工过年回乡潮、儿童精神成长中的大山、城乡差距等问题:“城市化的过程不只是改变农村的经济和教育贫困落后,也要改变城市的浮华和狂妄自大。这需要两类人之间相互尊重、欣赏、学习,从对方身上吸取精神能量,改变自己的不足。人逐渐变了,我们才会有新型的农村与城市。永远不要把别人只当作你的工具,你才会看懂每一个具体和丰富的人。”这是被缚在病床上的叶老师说给我们听的话……

 

她常感叹:“我的身边都是好人,我经常遇到好人!好福气吧!”其实,人不同程度地既有好的一面,也有不好的一面。教育者的伟大就在于能在不经意间唤醒人好的、向更好的那一面,不断激发出人渴望变得更好、追求自我完善的内在发展需要。“经常遇到好人”,其实是她善于焕发人更好的那个自我。